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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从网络舆论场看“后十八大”

时间:2013-02-05      来源:财新网      作者:祝华新      点击:
改革是“后十八大”的主旋律。当前最重要的,是发展和巩固官民政治共识,官有担当,民有耐心。

 

财新网2月5日载 (特约作者 祝华新

  

2013年1月,深化改革的讯息频传。

  

1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现场记者微博发帖,中央级媒体的法人微博也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孟建柱在会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几乎是瞬间,微博客上喷涌而出约20万条博文,欢呼中央政府顺应民意,自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后,做出又一明智之举。

  

接着,全国信访局长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要求今年坚决纠正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凯呼吁: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虽然网民对此将信将疑,但对改善保障走投无路的访民遭遇,抱有热切的期盼。

  

新年伊始,尽管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这段对官、“媒”、民都不愉快的插曲,改革仍是主旋律。十八大后新的执政团队,深入太行山区、恩施山区看“真贫”,要听农民的“恼火事”,不准基层政府造假,哪怕为考察添置一张新板凳;接受农妇赠送的布鞋,表示“穿百姓鞋,走百姓路”。反腐似乎要动真格的了,纪检监察机关依循网络线索,相继查处了陕西“表叔”、广东“房叔”等一批贪官。锋芒所及,有报道称,大中城市出现国家公职人员和国企高层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的动向。批评报道又回到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改革是“后十八大”的主旋律。当前最重要的,是发展和巩固官民政治共识,官有担当,民有耐心。2013年,是人心思变、民心回暖、新一届政府也跃跃欲试的年份!

  

 

十年维稳,社会矛盾面临拐点

  

中国经过了3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普遍改善,个人生活的自由度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在累积,社会各界痛感缺少利益表达和透明公正博弈的机会。特别是十年强力维稳,地方政府把有利益诉求的多个群体,视为潜在的对手,导致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城管与摊贩之间等各种社会关系紧张,有时甚至能闻到火药味。民间有大量的怨气积郁不得纾解,在互联网上被无限放大。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连原本圣洁的医患关系,也处于历史沸点。网上流传的《医生自我保护之葵花宝典》称:“时刻想着,你对面这个病人,可能就是下周到法庭告你的人。”“注意结交一些在社会上叫得响的‘朋友’,他们能随时为你撑腰。”

  

从网络舆论看,当前有这样几个矛盾焦点:  

 

一、民生问题。

  

十八大后发生的民生第一案,是贵州毕节五名流浪男孩在垃圾箱内点火取暖而窒息身亡。当晚最低气温6℃,毛毛雨。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7岁。垃圾箱一人高、长1.5米、宽1.3米。网民纷纷联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不胜唏嘘。记者调查发现,五个男孩的家庭四壁萧然,不见得比垃圾箱好多少。

  

繁荣都市高楼大厦灯火阑珊处,弱势群体的生存之艰难,超出人们的想象。民生问题成为新执政团队的头号挑战。而某些基层政府的麻木不仁,蔑视民意,容易激起众怒。毕节在悲剧发生后,竟然给垃圾箱喷印上“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的警示语。而云南镇雄县发生山体滑坡事故后,政府为“维稳”考虑,未经家属同意,擅自将遇难者尸体全部强行火化。河南兰考一家民办收养所失火导致七个孩子殒命,善良的收养人袁厉害被政府指控为“非法收养”,兰考官员则抱怨“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

  

波兰前副总理Grzegorz Kolodko在新浪微博发出忠告:“作为经济学家,我毫不怀疑你们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贫富差距。这太大了,并且不可持续,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紧张。”贫富两极分化,是极端主义的土壤,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看不到这一点,任何高压维稳都是舍本逐末。

  

二、民众个人权益问题。

  

十八大后,民权第一大案,是河南周口市强制平坟事件。新中国移风易俗,提倡火葬、薄葬,反对土葬、厚葬。但是,周口市2012年大规模平迁200多万座坟墓,尽管出台了免费火化和农村公墓建设等惠民措施,一些粗暴的做法还是引起争议,伤害了周口百姓和周口籍外地人士的感情。自古“挖祖坟”是最不得人心的事。特别是在国务院修改《殡葬管理条例》后,意味着不再允许民政部门强制平坟。

  

然而,面对舆论批评,地方政府表现得傲慢而强横。公开批评平坟的河南省政协常委赵克罗,在新一届政协委员名单中被除名。《河南日报》在头版点名批评他“动辄随意在网上发布不当言论”,“产生不良效果”。

  

民众权益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却被劳教。劳教制度最让人诟病的一点,是公安机关单方面强制执行,受害者无法寻求法律救济。重庆任建宇等人因上网发帖批评政府而被劳教,揭露出薄王掌权时期重庆公权力一手遮天,“老大哥无所不在”的新式独裁。

  

官场关注维稳,百姓关注民生和维权。解决好民生才有公信力,捍卫好民权才有合法性,否则,政府就是坐在火山口上。政府应该把有诉求、有意见的老百姓,视为政策关怀扶持对象,而不是“维稳”控制对象,用民生和民权的切实保障,解决好民众最焦虑、最痛苦的两大问题,进而与社会各界实现全面和解。

  

三、知识界特别是媒体人的诉求。

  

1月2日晚,网上传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风波。这是因“庹震改稿”这个误传事实而引发的偶然事件,其背后却有着媒体与新闻宣传主管部门的磨合这个深层背景。

  

有网友借此机会呼吁更为普遍的新闻自由,但从“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等发出的声音看,主要还是表现为对宣传管理具体细节的不满。在北京暴雨等新闻事件中,记者采写的报道曾被大幅删改,把控标准超过北京当地报纸。在广东这样社会开放度较高的地区,恐怕不宜自订和实行比全国更为严苛的管理标准。重大原则问题不可能让步,在此前提下,管理方式、管理程序需要与时俱进,管理者与媒体需要建立顺畅沟通的管道,管理者应虚心倾听媒体编辑部特别是一线记者的批评建议。

  

1月17日,《南方周末》刊出新年特刊“追梦”三处文字和知识性差错的“特别更正”,并提出:“报纸编辑出版全链条的每一环,其规范流程永远需要尊重与遵守,我们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尊重与遵守报纸编辑出版的“规范流程”,也是留给宣传管理部门“前所未有”的深刻教训。   

   

宣传部门是帮助党政实体工作部门实施政策宣传、形象塑造和危机处置的,宣传部门自身要避免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消防队员”自身别成为“火灾隐患”。胡耀邦同志在1983年整党中,曾要求思想工作部门“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联系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考虑自己部门任务和党的总任务相适应。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这就是党的总任务,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地方宣传部门只能鼓劲不能添乱。这次北京方面处变不惊,既坚守党管媒体这条政治底线,又注意掌握出手的力度和管理的技巧。   

  

目前《南方周末》正常出版,内容得到公众认可,从报纸记者编辑的微博客看,编辑部情绪趋于稳定。经过省委宣传部与南方报业集团、南方周末管理层和员工的多次对话,达成一些共识。广东“官”“媒”关系,自省委宣传部长换届以来,转入较有弹性和张力的时期。

  

在南方周末事件发酵的过程中,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加大了版面改革、栏目改革的力度,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改变工作作风的新闻频传,维系了十八大后务实开放的政治气氛和“官民蜜月”。

  

四、中高收入阶层的向心力。

  

在南方周末事件中,演艺界人士又一次整体地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上一次是温州动车事故。姚晨、陈坤、李冰冰、高晓松、孟非等演艺界明星纷纷发言,在南方周末事件中表达自己的鲜明态度。还有任志强、李开复、王冉等大企业家也显得活跃。

  

从姚晨到伊能静,对公关事务勇于发声,演艺明星的“公知”化现象引发关注。姚晨曾对媒体表示:“打开手机电脑,全是各种不公不义的事儿,我以为我关注的人有问题,从九百多人里取消了三分之一的关注对象,可发现依然如此,可能是中国老百姓说话的地方太少了。”这是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感受,对现状缺乏安全感,对明天缺乏稳定预期,让本来不大关心政治、没有完整政治诉求的演艺界,也不能安心于风花雪月,转而不平则鸣。

  

在过去一年,吴英集资案,温州私企老板“跑路”,沈阳商家的集体罢市,“满城尽是卷帘门”,还有愈演愈烈的“医闹”,哈尔滨弑医案,让中产阶层忧心职业的尊严乃至人身和财产安全。反日游行中针对日系车主和日货商店的打砸抢烧行为,加剧了中高收入阶层的移民倾向。

  

中产阶层和企业家与习惯于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天性是在现有社会秩序的框架内追求和享受稳定生活,如果他们也激动起来,热衷于政治化表达,提示社会矛盾面临拐点。中产阶级的呢喃,力量远胜于知识分子呼天抢地的呐喊。

  

网友刘胜军有个帖子《我的未来十年十大心愿》:①不用再到海外买婴儿奶粉;②能在大超市买到安全的食品;③白领不再沦为房奴;④环境污染不再恶化;⑤贫富差距不再扩大;⑥企业家不再忙着移民;⑦裸官不再增多;⑧股市从圈钱机器变成价值创造场所;⑨人民不再“拼爹”,机会公平;⑩对公权力的约束取得显著进展。该帖子转发了10万次。十大心愿都是与中高收入阶层切身利益攸关,不是书生论政的抽象价值追求。也正因为如此,只要政府做出认真回应,他们比较容易达成妥协,不像知识分子议政具有不知疲倦的批判性。

  

五、市民诉求趋于前台化和“左”“右”公开对峙。

  

比媒体人的集体“吐槽”,更值得重视和忧思的,是1月7日起,在南方报业集团门口,出现了市民献花,声援《南方周末》,随后抗议南方系“汉奸报纸”的“左翼”人士也接踵而至。

  

在知名网友李承鹏的图书签售会上,也有“左翼”人士闹场。民间对社会分配不公和官员涉贪的广泛不满情绪,在随时寻找出口,分别向所谓激进西化的“邪路”和文革“老路”张望。

  

在一些大学校园内,出现了新闻院系的公开信,还有大学生举牌声援《南方周末》的现象。大学生从就业、车房压力的喘息中抬起头来,带有政治价值的诉求开始苏醒。

  

总体来说,目前街头和其他公共场合的举动,尚属“行为艺术”的范畴,活动不成规模,没有明显的组织化行为。但是,它与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同,诱因不是生活安全等切身“利益”,而是涉及新闻自由、公平正义这样的抽象“是非”,带有对现行体制的某种结构性不满。当前,尤须警惕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广泛不满情绪借题发挥,一旦政府现场处置不当,有可能演变为街头暴力。

  

这种街头行为,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网上声音相比,具有更大的社会能量。这就是所谓“光头党”网友所调侃的:“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对此政府需要拿捏好处置的分寸,既要坚决依法制止街头混乱,又要小心避免矛盾激化,导致更大的人群卷入。

  

令人欣慰的是,根据网络言论特别是微博言论的抽样分析,广大基层百姓,包括普通工人、农民工和普通干部普遍没有介入此事。基层百姓更关心的,还是房价、物价、校车安全等民生话题。基层百姓是中国大局稳定的根基,他们稳定,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可期。

  

 

与民更始,大规模调整社会关系

  

十八大期间,一个不雅词汇“屌丝心态”上了《人民日报》。“屌丝”的对立面是“高富帅”,是官二代和富二代。这是草根青年“穷挫矮”们的自嘲和抱团取暖,表达出对社会发展机会不均的“集体焦虑”。在“屌丝”发源地百度贴吧“李毅吧”,“毅丝不挂”的粉丝近400万,帖子1.6亿条。“屌丝”们所愤懑的,是社会流动的通道壅塞,社会土壤板结,田舍郎难以通过个人奋斗而改变命运。

  

现阶段,体制内外普遍意识到不合理的现状难以为继,都预感到山雨欲来,只是不知道哪一片乌云会下雨,哪一道闪电会成灾。

  

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有某种相似性。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动荡混乱危险。

  

结论显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决策与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相结合。目前舆论能量充沛,急需增加“制度供给”,以容纳民众的有序参与,发展十八大提出的“协商政治”,推动社会管理协同创新。

  

有人觉得今天问题成堆,体制疲惫,能否触底反弹,信心不足。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过《人民日报》的老同志。老同志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政治合法性濒临破产,冤狱遍地,还有上千万农村“知青”哭着喊着要回城。经过一场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高举改革大旗,迅速转换到大有希望的80年代。关键在于那时候的民众对党和政府有高度信任。

  

“文革”后复出的老革命,原本起于田垄,在“文革”中又贬回民间,能理解和体察草根的生活艰辛,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政策大幅度向民众利益倾斜。而今天的许多官员浸泡在灯红酒绿中,锦衣玉食惯了,对老百姓的生活和感受比较隔膜,更容易与民争利,弹压民众的诉求。

  

“文革”后,执政党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党内外四处树敌的路线。胡耀邦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的支持下,为党内老干部平反,为知识界“右派”改正,摘掉农村“地富反坏”帽子,恢复城镇工商业者名誉,平反和宽大处理“民族分子”,把红色江山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收拾打造了一遍,为80年代改革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的一致拥戴。

  

今天,有必要借鉴“文革”后大规模调整社会关系的做法,倾听民意,理顺民心,化解民怨,震邪安躁,让被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和风声鹤唳的传统维稳思路所撕裂的官民关系和族群关系得到疗治和修复,让人心放松,让人心回暖。

  

为此,需要政府的担当,也需要百姓的耐心和知识界的克制。累积至今的很多社会矛盾,是所谓“历史的共业”,政府和民众都负有一份责任。例如,北京PM2.5治理,除了政府加强环境治理,还需要企业界推动产业转型,发展绿色低耗能产业,居民减少私家车尾气的排放。

  

网友“黑色光亮”感慨:纵观20世纪成功转型的新兴民主国家,无一不是世俗社会和政治国家在冲突和角力中逐步实现妥协与互动的结果。

  

网民期待十八大后的新执政团队奋发有为,调和鼎鼐,带领中国社会迅速摆脱目前弥漫在民间的失望、无力感和冒险冲动,重新唤醒和凝聚政治共识,提振民族精神。只有在社会关系大为缓和后,才有可能明确下一轮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操作步骤。

  

 

服膺理性,停止妖魔化“公知”

  

1月7日下午,深圳街头,有人策划了一场街头秀,雇佣农民工,扮演“打假倡廉武工队”,押解两名“贪官”游街示众,被民警驱散。胖“贪官”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负能量之受贿太多”,瘦“贪官”胸前牌子上写着“负能量之色欲太广”。“武工队员”踩的三轮车上,挂着“杀猪专用车”的牌子。

  

民间对官场大面积贪腐的愤懑情绪可以理解,但打土豪式的街头反腐有可能失控,侵犯人身权利,导致社会动荡。

  

值此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需痛下决心,刮骨疗毒。民心可用,但民气需引导,民智待提升,尤其需要防止民粹的盲动。知识分子清明的理性思维,是激进民粹的一剂泻药,是社会转型惊涛骇浪中的压舱石。

  

知识分子曾经被戴上桂冠,备受尊崇。“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停止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歧视性政策,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胡耀邦倡导“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知识分子政策成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支点。

  

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启动,以王朔小说为代表,对知识精英进行世俗化的“解构”和调侃,这还无伤大雅。随着官商勾兑的权贵市场经济长驱直入,知识的作用进一步边缘化,一些知识分子为稻粱谋,表现出对商场和官场的依附性,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趋于萎缩,头顶上的光环暗淡下来。

  

近年来,“左翼”思潮在网上抬头,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对改革开放政策得出否定性的评价。但“左翼”人士不方便直接和全面地否定改革路线,就把市场化改革的积极鼓吹者知识分子当作攻击对象。有些当政者在无意或无力破解权贵市场经济“利益固化的藩篱”时,对于主张激进改革的知识分子鼓噪感到厌烦,也乐见“左翼”势力对其呼声形成遏制。然而,这是饮鸩止渴。已经有人公开妄言“取消知识分子的称谓”,这是违背三中全会路线,动摇国本。知识分子与三中全会路线唇亡齿寒,知识分子被批量禁言,三中全会路线就失去了最后一道防护林,裸露在“左翼”狂风黄沙的侵袭中。

  

部分民众对改革以来的两极分化极度不满,出于弱者的本能,不敢正面叫板官商“特殊利益集团”,接受“左翼”网友的暗示,一腔愤恨抛洒给市场格局中适应性稍强但本质上仍处于打工者地位的知识分子。而一些生吞活剥西方“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学者,一些都市类媒体的记者,对于匍匐在传统体制下不敢或不能“说不”的底层民众,“怒其不争”超过“哀其不幸”,具有过强的智商优越感,更加激起了底层民众的反感。因此,知识界每次呼唤深化改革,都容易被底层百姓理解为加深贫富分化的掠夺企图,虽然知识界基本上与那些不正义的掠夺不搭边。

  

知名网友李承鹏的一段话,道出了今天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你找了块空地,喊一声:反腐败。每个人都崇敬地看着你。你又大喊:抓贪官。人们恨不得立马找砖头行动。你继续说:首先找出贪腐的根源。大家眼神开始迷离。你再说“用民主来监督权力”。下面就有人骂“公知”。你说:这是先进国家的经验。原本伺候贪官的砖头砸来,骂“肯定拿了美分!”

  

的确,自由知识分子中有些人脱离国情和主流民意,主张激进的变革,是在火星上谈论中国政治。但抗衡极右翼力量,恐怕主要不能靠那些迷信国家主义的“左翼”,更多地需要借助温和理性的认知。包容知识界的批评性话语,以温和派对冲激进派,鼓励理性中道的声音占上风,能否成为互联网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考量?

  

中国需要民主,但不是民粹泛滥的劣质民主,更不是“左翼”人士恋恋不舍的“唱红打黑”。当前,尤其需要政府与知识界良性互动,形成默契,达成政治共识,打造有序参与、渐进改革的主流民意和社会平滑转型的主导性力量。

  

对网络“意见领袖”,能否采取分类管理政策?包容本地网友,包容有产者,警惕游民;包容体制内批评者和书斋型的学者;创造条件,鼓励“意见领袖”与政府部门对话,接触主流媒介。“意见领袖”失去在大众传媒发声的机会,容易剑走偏锋,越是边缘化越是激进化。

  

官民间的政治共识,需要知识分子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改革节奏的理性参悟,对体制内力量的认可与配合,也需要为政者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包容。意识形态管理者,需格外尊重知识分子的自尊。不能强压知识分子或媒体自相贬损,那只会在一代文化人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

  

今天“中国梦”的建设,需要拓宽吸纳民间意见的通道,请知识分子出谋划策、贡献智力,增进知识群体对体制的认同度和向心力。在改革未然之际,知识界是改革的“火箭助推器“;在改革实施过程中,负责任的知识界是社会最重要的制动机制,避免因速度过快而脱轨或颠覆。

  

目前,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已经开设了近10万家“政务微博”,在网上出现了一批体制内智者,每天与民众开展诚恳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鲁炜要求,首都各区县、各委办局、各传统媒体都要开通法人微博,每一名宣传工作者都要“看微博,开微博、发微博,研究微博”。正如当年共产党和解放军纷纷进村搞土改,今天一场前所未有的官民对话、访贫问苦,正在微博客上展开。这是互联网上的“走转改”。

  

为社会减压,松绑,为人心活血化瘀,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要赶紧做。

 

  

(作者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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