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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

时间:2009-05-1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点击: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据官方统计,1960年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部分地区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反右倾”以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这种困难的严重程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

    

坚持“以钢为纲”,片面追求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据后来统计,1958年至1960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8%和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年平均积累率24.2%。新增积累在新增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57年是1/3,1958年猛增至80%,1959年竟然超过新增国民收入,侵占了上年结转的消费基金。高投入与低效益的反差进一步扩大,项目建成投产率由1957年的26.4%分别降为1958年的10.7%、1959年的12%和1960年的9.8%。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一五”期间年平均达到32元,1959年降到19元,1960年降至-0.4元。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加到163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537亿元减到45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降22.8%。再次,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失调。钢铁工业的畸形发展,不但使与之配套的一些重工业部门不堪重负,而且还严重冲击和挤占了轻工业。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总产值增长2.33倍,而轻工业总产值却只增长47.02%。

    

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大幅度下降。据后来统计,1959年核实的粮食产量只有3393.6亿斤,仅完成计划的62%,比1958年实际产量3953亿斤减少559.4亿斤,仅相当于1954年的水平。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57亿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12.6%。粮食产量2876.9亿斤,比1959年减少517亿斤,下降15.2%;1959年经核实的棉花产量为3417.6万担,仅完成计划的74%,1960年棉花产量为2125.8万担,比1959年又减少1291.8万担,下降37.8%;油料产量3881万担,减少4327万担,下降52.7%。粮、棉的产量降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547亿元,比1959年下降9.8%。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则下降了28%―60%。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由于各种“大办”,过量采伐树木和毁林开荒,盲目开采矿产资源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致使许多地方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林产品产量锐减,很长时期连原有的生态环境都难以恢复并埋下长久的隐患。由于可供应市场的商品大量减少,职工人数却急剧增加,市场供应非常紧张。1960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高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2593万人,工资总额也由156.4亿元增加到263.2亿元。国家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1958年为21.8亿元,1959年为65.8亿元,1960年高达81.8亿元。银行大量增加信贷和发行货币,社会购买力由1957年的488.2亿元猛增到1960年的716.7亿元,大大超出社会商品供应量,造成商品奇缺,通货膨胀,人民消费水平大幅度下降。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合理分配商品,国家对许多商品实行定量供应,凭证供应,发放了包括粮、肉、蛋、糖、肥皂甚至火柴等各种票证和工业券。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19.5%,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至于禽、蛋等食品,市场上几乎没有供应。

    

1959年的旱灾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受旱面积达5亿亩,其他灾害面积1亿多亩。1960年1月至7月,全国累计受灾面积达6.7亿亩。其中受旱面积6亿亩,主要受旱地区是华北、西南、华南及西北部分地区。7月上半月,全国洪涝面积共3900万亩。广东、福建台风侵袭受灾面积1000万亩。黑龙江、吉林内涝面积1100万亩,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大部地区连降暴雨,受害面积1000多万亩。其他灾害(冰雹、霜雪冻害)约3000多万亩。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粮食少收600亿斤左右。

    

最大的问题是严重缺粮。一方面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粮食的销售量却因城镇人口的剧增而不断增加。为了维持城镇商品粮供应,国家不断地向农村下达征购指标。由于高估产,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国家每年的征购量都高达1000亿斤以上,几乎占当年总产量的30%―40%。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只好不断动用粮食库存。进入1960年后,库存急剧减少,周转调拨极为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随时都有脱销危险。五六月间,中央几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为京、津、沪和辽宁等地调运粮食。当时,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七天,天津只够销十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借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辽宁省十个城市的存粮也只够销八九天。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受当时中苏关系的影响,特别是赫鲁晓夫在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10],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7月31日,周恩来就苏联专家撤走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报告说,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影响对苏出口,对苏贸易欠账达25亿卢布。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强调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会议形成了三个文件:《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会议确定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战线的方针;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

    

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不到正常库存量的1/3。过去大量调出粮食的吉林、黑龙江、四川等省,也因连年挖了库存而无力继续大量调出。在此情况下,尽管采取诸如在调拨上搞南北季节性调剂、在销售上限制居民每次购买的数量等许多措施,但仍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只得靠减少城镇居民的供应定量、压低农村地区的口粮标准、大力提倡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等办法,来渡过缺粮难关。在农村,由于连年征购过头粮,许多省区农民的口粮也在急剧减少。

    

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11]。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12]。

    

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

 

 

【注释】

 

[10] 7月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专家都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撤走。

    

[11]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12]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关章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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